1920年3月31日，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——“馬克思學說研究會”，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專門撥了房間作為研究會的活動室，成員們親切地稱之為“亢慕義齋”，“亢慕義”取義于“共産主義”一詞的德文音譯。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，首先必須做一個馬克思的讀者，在“亢慕義齋”裡，李大钊組織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譯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甯等人的著作，他們時而伏案研讀，時而走進群衆中進行宣講。
青年毛澤東對于馬克思學說的接觸，就與這一研究會有極大關系。他曾回憶道：“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，在李大钊手下，很快地發展，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。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籍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《共産黨宣言》。”
如今，在北大圖書館依然能看到蓋着“亢慕義齋”印章的共産主義文獻。“亢慕義齋”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與中國文明典雅、簡潔地結合在一起。2016年7月，筆者曾慕名專程尋訪“亢慕義齋”舊址。根據羅章龍等人的回憶，“亢慕義齋”位于北京景山東街2号，齋室内牆壁正中挂有馬克思像，像兩側貼有一副對聯“出研究室入監獄，南方兼有北方強”。筆者按圖索骥，前去尋訪舊址。
但如今的景山東街，兩側是成蔭的綠樹和整齊的民居，并不見“亢慕義齋”任何痕迹，彼時進步青年的身影，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鍋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。
沒找到“亢慕義齋”，筆者索性走進石驸馬後宅胡同的李大钊故居。大钊烈士居住在這裡的那段峥嵘歲月，見證了“亢慕義齋”的成立和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的建立。
李大钊故居的陳設極為樸素，僅有幾件簡單的家具。遙想過去，1916年，留學歸國的李大钊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中，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名主将。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钊，幫助他确立了共産主義信念，認為隻有這一真理才能救中國，由此開始發表大量宣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。
1919年，李大钊公開闡明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”。次年初，李大钊和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着手籌建中國共産黨，史稱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。陳獨秀寫信詢問黨的名稱是否用“社會黨”，李大钊回信一錘定音，就叫“共産黨”。
當時，李大钊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并兼任經濟系和曆史系教授，每月有200—240銀圓的收入。按當時物價，2銀圓即可買25公斤面粉，他本來完全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。但據李大钊的學生張爾岩回憶：“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車，中午不回家吃飯時，自帶幹糧，有時是一張大餅，有時是兩個饅頭或窩頭就點小菜和白開水下肚。他不吸煙，很少喝酒。”李大钊的夫人趙紉蘭居然難以應付買米買菜度日的最低開支，直到校長蔡元培知道此事，親自叮囑學校會計，每月都要直接給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，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。
原來，據考證，李大钊把一多半薪金交了黨費，用于維持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日常活動，以及購買共産主義文獻。截至1922年4月，該研究會已有英文圖書數百冊，報刊上百種，設有英、德、法三個翻譯組，出版了中文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《共産黨宣言》等。李大钊的一部分收入還用來資助學生，并經常到工人中宣講共産主義，給工人買糖果茶葉。這樣一來，留下的薪水确實微乎其微。
在白色恐怖下，中共中央為保護李大钊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漢成立中央分局，李大钊卻回答道：“假如我走了，北京的工作留給誰做？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。”1927年4月6日，奉系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後，對共産黨員進行抓捕，李大钊也被捕了，随後社會各界人士曾設法予以營救。
李大钊寫就《獄中自述》：“钊自束發受書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，實踐其所信，勵行其所知，為功為罪，所不暇計。”在獄中，敵人對他施以各種酷刑，企圖獲取更多黨組織的信息，但李大钊忍痛作答：“大丈夫生于世間，甯可粗布以禦寒，安步以當車，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。”
最後，李大钊從容就義，他在絞刑架前挺直身軀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說：“你們不能因為今天絞死了我，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産主義，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，如同紅花的種子，撒遍各地，我們深信，共産主義在世界，在中國，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。”
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钊犧牲時不滿38周歲。在随後的日子，我們的黨正如大钊同志所展望的那樣，從建黨初期的50多名黨員發展到今天8900多萬黨員規模的世界第一大政黨，在中國革命、建設、改革的各個時期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讓世人矚目的成就。
縱觀李大钊一生，他生活清貧，幾乎沒有任何物質享受，甚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受盡折磨，但我們能說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嗎？!
幸福産生于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，而信仰表征着對美好事物和崇高價值的追求。馬克思曾說過，“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”，而他也将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最壯麗的事業——為了人類解放而鬥争!當我們覺得信仰可有可無，甚至為了物質而丢棄信仰時，這也正是我們背離幸福的時候。因此，做一個幸福的人，就要從做一個有信仰的人開始。
來源：人民網
編輯：蔣世明
責編：眭向蓉
審核：唐志文
